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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

『我喜歡這個想法——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反常的想法。這就是我喜歡的原因——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如果你在做之前就知道要做什麼,那就不要做。』........法蘭克·蓋瑞 Frank O. Gehry

屋頂這個自古以來未曾脫開於牆體的建築元素,在當代建築中也如同地板可以不再是平的一樣的開始解脫於牆的束縛。從建築史的角度來看,西方建築的屋頂一直都是以密封住建築為目標而存在著,因此與牆產生了強烈的連續性,屋頂並不大過於建築的連接。而東方木建築的屋頂,卻是與牆保持著相當分離的關係,屋頂始終大過於建築,以巨大屋頂而產生遮罩性,這些的突簷的儀式性與遮蔭功能並存著,保護住怕水的木結構,屋頂在東方建築中,佔據著龐然的地位,並且可以以亭的模式單獨地存在著,或者以廊、樓、塔、閣等不同面向出現著,亭且是東方建築獨有的建築形式。


現代主義建築最大的貢獻可以說就是消滅了屋頂這件事,因而形成了視建築為一整體的一體性美學觀,而這樣強烈的整體觀佔據著當代建築審美的重要位置,建築學院與評審權威欣賞與接受一個整體而整全的形式,在當代的建築設計中仍堅守著這樣的構成觀點,而不受解構所帶來的關係拆解影響。屋頂與建築分離而二元存在地各自表述,在近代建築中在設計上將屋頂視為分離而獨立的設計,完全不甩建築主體為何的,算是解構主義大師 法蘭克·蓋瑞 Frank O. Gehry,在他的建築中,屋頂與牆體各自尋找各自的自由,而沒有任何的依附關係,屋頂只是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在這之中找到了建築的自由。


這個時代的建築確已無所謂了形式上的整全,反整體、反語法、反盒體,這個元素分離的建築時代確實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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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所繫之處 lieu de mémoire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 皮耶 諾哈 Pierre Nora 法國歷史學家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法國歷史學家 皮耶 諾哈(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一書中曾述:『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記憶或是再記憶的建築, 雖然會是這些物質實體與非物質效力的總合,但實際上建築在記憶一事上所能做的卻極其困乏,魂縈夢繫關鍵最終還是回到建築中的文學這件事來了,既然是“再記憶”必然會是現下的創造,而非已經過去了的回憶,若建築無法提供再記憶的機制、活動背景或生活場域,創造出給當下人群的意義。當代對於舊有歷史建築不是採靜止保留的古物觀點,而是帶入更多當下活動使其再生利用,但對於建築中的再記憶這件事,關於建築對應文學與歷史的形式上,在再記憶這件事上,仍舊留有一個極大的縫隙。

自下而上的建築學

『我意識到存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建築學,它和傳統匠藝工法類比,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建築學,遠比我們習常的建築學更加優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看到如此大量的違章建築,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過後捲土重來,我忍不住要歡呼了。這是人性的勝利,是自下而上的建築學的勝利。』 ..........王澍 當世界各地的新興城市不自覺卻統一地成了國際樣式時,當大家發現新建造的高樓都趨近相似而逐漸失去了地方特質與魅力,便將焦點轉向了那些老舊但卻象徵的地方的都市空間。這些老舊的都市空間如同是都市中的後台空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巷弄,而將這些散落在都市中隱密、底層、老舊卻真實的後台空間翻轉成為『第三空間』就成為了老舊都市活化的發展趨勢。 在阮慶岳策劃的『朗讀違章』展中,大陸建築師王澍說:『那些現代主義的光裸街道,因為違章的出現而恢復了人的尺度與氣味,那些醜陋的平屋頂,因為成群的違章小屋而充滿生機。』亞洲世界不同於第一世界的發展模式,而帶著更多常民生活的空間現象,台灣城市的雜亂、自發、隨機,帶有人民對於空間的自主意識,而在這個案子中也歌頌著這樣的精神,在雜亂的背後更深刻地呈現出台灣近代獨特的空間記憶。 像是京都這種具有歷史的城市,其舊有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尚有著強的連接感,而容易從舊有中展現出協調一致的環境空間。但是在台灣的後台舊區城市空間中既有建築的歷史感並不強烈,要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製造出能銜接過去與現代使用的新空間,成了台灣所有面對舊有空間改造者的難題,面對舊有的建築如採取古蹟般的復舊模式,但如此做卻只是將舊有翻新而已,難以融入新的生活可能,建築並不是形象符號保存的問題,而是藉由新的介入創造出舊有空間記憶感的現代生活,無關乎形象關於空間記憶與生活。 像是台中的范特西,在那可以看到建築師對於東方舊有空間如埕、坊、巷、院等空間模式的敏感,在舊有殘破的建築中,介入並製造出埕、坊、巷、院這些空間記憶。對比於近期大稻埕或是衡陽路因都市更新而規定新建大樓需以復古建築樣式裝飾門面的新建築,空間記憶已然完全消失不見,會讓人體驗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總是空間記憶而不是裝飾,那是空間經驗帶給人的深刻精神體驗。而如果把空間記憶的成分,分為空間、材料、尺度、符號、構造,無疑的其中最能連結深刻的部分即是空間。

後設與復原

『無論是公眾,或是掌管公共的人,都不能理解修復(Restoration)一詞的真正含義。它意味著一座建築最徹底的毀壞,在這場毀壞中,任何東西都沒有留下來,它伴隨著對所毀事物的虛假描繪,(在模仿方式上,是虛假,是最令人厭煩的虛假方式。)在這件事上,請讓我們別再自欺欺人,就像不能使死人復活一樣,建築中曾經偉大或美麗的東西都不可能復原。』 ...…….約翰 魯斯金 John Ruskin《建築的七盞明燈》   在城市眾多古蹟修復的建築中,有的修建如新試圖將時間倒轉回建築剛完成時的場景,而這個建築相反地留著廢墟的樣態,加上後設再現的詮釋,反而更加地吸引人看見歷史這件事,這比起其它修復全新的歷史建築有著更令人著迷之處。那些修建如新的古蹟之所以缺乏空間的生命力,關鍵在於如果缺少了時間向度上的詮釋,只是材料上的修理,將無法呈現歷史與時間這個抽象,文化詮釋構成才是時間痕跡可被閱讀的部分,歷史與時間這個抽象的文化元素並非會自動地存在於被修復的建築上。 關於歷史建築的保存一直都有著原貌論與時代論這兩面的論點 ,主張原貌論的企圖將建築修復到建築出生時的原貌,不添加任何不屬於原來時間點的東西,好凍結時間繼續將建物保留給後代世人。而時代論則認為它的廢墟狀態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人類無法凍住時間的流轉,任何企圖將建築回生到出生的時間點是無視時代之創造意義,而人類的建築歷史即是一個不斷詮釋時代的進程,要做的是建立歷史建築與時代性的對話。對於歷史建築的更新不受限於原貌論保存的限制,而是加上了時代的技術與建築藝術上的詮釋。讓建築歷史繼續前進而非將它停留凍結,建築也因為與時代的對話而顯出可與現代溝通的生命。 這部分約翰 魯斯金在《建築的七盞明燈》中做了這樣的註解:『無論是公眾,或是掌管公共的人,都不能理解修復(Restoration)一詞的真正含義。它意味著一座建築最徹底的毀壞,在這場毀壞中,任何東西都沒有留下來,它伴隨著對所毀事物的虛假描繪,(在模仿方式上,是虛假,是最令人厭煩的虛假方式。)在這件事上,請讓我們別再自欺欺人,就像不能使死人復活一樣,建築中曾經偉大或美麗的東西都不可能復原。』 延續殘餘建築元素的線條,還原建築中消失的段落,創造出第二構成,而有別於原來真實事物的並存,以自身再詮釋的藝術手法,這樣的建築一如藝術中的後設藝術(Meta art)的詮釋方法。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上後設的文體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