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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第三文本......

『設想牆以讓我感動的方式,飛昇至天,我查覺你的企圖,你的心或曾是文雅的、粗獷的、迷人的或高貴的,你所砌的石塊這樣告訴我。你把我放在一定的位置,讓我凝視它。我不由地看到了某種思想,不需要文字話語,唯靠著相互間保持一定關係的形體,在陽光下展現。這些關係不必然涉及實用與描述。只是心靈的數學創作。他們是建築語言,材料多少顧及實用性質,然而你所建立的關係卻激發我的感情,這就是建築。』.........柯比意 Le Corbusier《邁向新建築》

一般建築設計的思考起點常常建立在使用者與其機能、環境脈絡、構築等這些文本的探索上進而開展設計,但這樣的思考過程往往也使得設計受限於這些文本上,如果說探索這些機能、環境、構築等是建築的第一文本,而那些精神上的象徵、意涵、寓意所要傳達的內容則可以說是建築的第二文本,現代的建築思考可以說大多是構築於這兩大文本之上的建築。但如果要藉由敘事為建築在原有的設計思考下提供更多創造的可能性,能進一步的釋放想像力及擴展建築師思維向度的,反而是那些與第一、第二文本無關聯的第三文本,而透過第三文本敘事的介入建築設計,可以觸發出超越基本文脈的建築想像,使觀者產生多重感知,使建築如同文學與藝術產生出超越其物象之外的詩意。


建築可以說是創造人類時間與空間體驗的一種設計,有別於電影、文學的閱讀,建築是一個進入及過渡的體驗過程,於是建築就如同是一個空間過程的設計,建築師創造出一系列的動線次序經驗 sequencial experience,而在其中人們因移動而產生時間與空間經驗,於是建築有了類似電影的場景敘事,透過環境的與空間設計中佈局的蛛絲馬跡,人眼睛經歷了如同電影的運鏡將這些環境訊息轉譯到大腦,而達成意識交換,建築師透過形體、材料、空間、光影、甚至觸感等元素將敘事傳達給觀者。敘事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敘事將故事、場景、人物以文字的方式搭建出一個想像的空間場景在讀者腦中,而建築則是試圖以真實的空間場景喚醒讀者腦中的感知與記憶深處的故事,是逆向的過程。


在現代建築史中最早開啟應用敘事性設計手法的建築師,應該算是瑞士建築師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在1970年代開始在AA嘗試敘事手法在電影、建築與文學間的實驗探索,並且應用敘事在建築設計中,而進入文化上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建築研究,繼而使建築設計導向後現代建築符號式的語言模式之中。而與景美人權博物館有著相似紀念時代壓迫悲劇的建築物是柏林的猶太人紀念館(2001),由建築師 丹尼爾·里柏斯金Daniel Libeskind設計,建築物本身不是為了展出文獻、繪畫或是播放紀錄等功能,而是將空間視為德國猶太人處境的歷史詮釋,是一個藉由空間抽象敘事出歷史處境的建築,建築物如迷宮般壓縮、狹閉、切割、曲折、陰暗、暴力使訪客感受到猶太人在德國艱難的處境。透過空間幾何召喚出連結於人類集體記憶中的訊息,而達成建築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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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與場合

『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和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意謂著場所,而時間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合。』   ……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 Aldo van Eyck《場所與場合 Place and Occassion》, 1962 建築要創造的是場所還是場合? 1950年代的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Aldo van Eyck)在1962年一篇名為《場所與場合》(Place and Occassion) 的文章中,以詩意做了這些描述:『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何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所,而時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所。』從他設計的阿姆斯特丹孤兒院(1960)中,他將內部的公共空間設計玩如街道與遊樂場,將個樣兒童的各樣細節內嵌在建築中,創造出豐富多樣的居住『場所』,從那時起這些場所開始成為場合般的存在著。而建築經典教科書《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大量的將都市住宅中,這些能成為場合的空間擷取,爬梳出那些空間我們會停留、或產生互動、會產生私密、會產生出場合。回頭看現代的建築專注在形式多過於這些場合的創造了,建築似乎無暇顧及創造出這些場合的細節。 現代對於場所精神的理解,多半會和強調脈絡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結合,而衍生出現象學的概念。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所想像的場所精神,卻是無法被再現與設計出來,即使是高度精密的細節,也難免成為模板(Templet),極度不堪時間的考驗。如同一處供社區使用的圖書館,當裡面能容納各自自在的使用人群,繁雜而自由的設計模式時,才是場所能成為場合的關鍵。對照有些形式整齊樣貌之下的公共建築,而通常顯得冷冰與乏人問津,這大概也是在公共建築設計上到底是要採取的是『多』的策略與『少』的策略,關於場合的一個重要思考。場合這件事無法以一套設計形式模式來創造,過度的設計反而會使這樣的場合可能消滅掉。要創造場合的設計模式似乎不適合採取一式語法,而應是讓它繁雜自生,是這些無意中產生的場所,往往才有著場合的可能。

記憶所繫之處 lieu de mémoire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 皮耶 諾哈 Pierre Nora 法國歷史學家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法國歷史學家 皮耶 諾哈(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一書中曾述:『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記憶或是再記憶的建築, 雖然會是這些物質實體與非物質效力的總合,但實際上建築在記憶一事上所能做的卻極其困乏,魂縈夢繫關鍵最終還是回到建築中的文學這件事來了,既然是“再記憶”必然會是現下的創造,而非已經過去了的回憶,若建築無法提供再記憶的機制、活動背景或生活場域,創造出給當下人群的意義。當代對於舊有歷史建築不是採靜止保留的古物觀點,而是帶入更多當下活動使其再生利用,但對於建築中的再記憶這件事,關於建築對應文學與歷史的形式上,在再記憶這件事上,仍舊留有一個極大的縫隙。

自下而上的建築學

『我意識到存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建築學,它和傳統匠藝工法類比,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建築學,遠比我們習常的建築學更加優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看到如此大量的違章建築,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過後捲土重來,我忍不住要歡呼了。這是人性的勝利,是自下而上的建築學的勝利。』 ..........王澍 當世界各地的新興城市不自覺卻統一地成了國際樣式時,當大家發現新建造的高樓都趨近相似而逐漸失去了地方特質與魅力,便將焦點轉向了那些老舊但卻象徵的地方的都市空間。這些老舊的都市空間如同是都市中的後台空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巷弄,而將這些散落在都市中隱密、底層、老舊卻真實的後台空間翻轉成為『第三空間』就成為了老舊都市活化的發展趨勢。 在阮慶岳策劃的『朗讀違章』展中,大陸建築師王澍說:『那些現代主義的光裸街道,因為違章的出現而恢復了人的尺度與氣味,那些醜陋的平屋頂,因為成群的違章小屋而充滿生機。』亞洲世界不同於第一世界的發展模式,而帶著更多常民生活的空間現象,台灣城市的雜亂、自發、隨機,帶有人民對於空間的自主意識,而在這個案子中也歌頌著這樣的精神,在雜亂的背後更深刻地呈現出台灣近代獨特的空間記憶。 像是京都這種具有歷史的城市,其舊有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尚有著強的連接感,而容易從舊有中展現出協調一致的環境空間。但是在台灣的後台舊區城市空間中既有建築的歷史感並不強烈,要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製造出能銜接過去與現代使用的新空間,成了台灣所有面對舊有空間改造者的難題,面對舊有的建築如採取古蹟般的復舊模式,但如此做卻只是將舊有翻新而已,難以融入新的生活可能,建築並不是形象符號保存的問題,而是藉由新的介入創造出舊有空間記憶感的現代生活,無關乎形象關於空間記憶與生活。 像是台中的范特西,在那可以看到建築師對於東方舊有空間如埕、坊、巷、院等空間模式的敏感,在舊有殘破的建築中,介入並製造出埕、坊、巷、院這些空間記憶。對比於近期大稻埕或是衡陽路因都市更新而規定新建大樓需以復古建築樣式裝飾門面的新建築,空間記憶已然完全消失不見,會讓人體驗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總是空間記憶而不是裝飾,那是空間經驗帶給人的深刻精神體驗。而如果把空間記憶的成分,分為空間、材料、尺度、符號、構造,無疑的其中最能連結深刻的部分即是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