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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景觀主義

『景觀都市主義即是將景觀和城市視為整體。將地景與城市景觀融為一體。城市中的景觀，並非邊緣化，隨時可被替代的次要空間；相反地，它們具有最為根本的價值。』..........詹姆士 寇納 James Corner 


荷蘭建築師 阿圖 范艾克 Aldo van Eyck（1918~1999)，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1972年之間，在阿姆斯特丹市開發了一百多個開放式的兒童遊樂場，開始了將兒童遊戲的觀念置入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之中，在那之前都是需要收費的私人空間， 范艾克 在遊樂場中放置了攀爬鐵架、欄杆、沙坑、高低跳台以及給父母坐的長椅板凳，那些現在公園中常見的圓球形或是方形的攀爬鐵架，就是他所發明的，他遊樂設備設計的觀念是“開放功能”讓兒童自發攀爬探索其行動的可能性，激發小孩的創作力。他在《The Child, the City, and the Artist》(1962)一書中，提出的設計思維是同時考慮兒童、城市與美學的雕塑性格，這樣的設計是對這三者的設計思考，而成為城市景觀主義的開端。

將城市中廢墟開發成公園的案例，這一觀念在近代的城市復興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力，英國的曼徹斯特是最早將市中心的工業運河廢墟改造成運河公園的案例(1996)，紐約由廢棄高架鐵道改造成公園的HighLine Park （2008)成功地在城市中創造出空中公園，除了綠地也透過景觀重新詮釋了舊建築空間的關聯。

將建築與景觀聯合起來討論是近代建築討論中重要的關鍵，建築學家貝里培沙和帕拉克（Anita Berrizbeitia and Linda Pollak）在《內在與外在：建築與地景之間》（Inside Outside: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一書中，討論建築與景觀連結的各樣情境，書中以「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插件」（insertion）、「互補」（reciprocity）、「材質性」（materiality）、「擴閾」（threshold）、等分類探討，建築與景觀共生並存。

而城市中的廢墟改造又在建築與景觀之外再加上了時間與記憶的向度，增加了建築文本的豐富性，在既有的土地與場域上再創造新的場域，在「主體與土地」（figure and ground）、「量體與虛體」（mass and void）、「基地與場域」（site and field）、這些二元意涵上隱含了地景的主體性，成為豐富的『歷史景觀都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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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與場合

『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和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意謂著場所，而時間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合。』   ……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 Aldo van Eyck《場所與場合 Place and Occassion》, 1962 建築要創造的是場所還是場合？ 1950年代的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Aldo van Eyck)在1962年一篇名為《場所與場合》（Place and Occassion) 的文章中，以詩意做了這些描述：『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何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所，而時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所。』從他設計的阿姆斯特丹孤兒院（1960)中，他將內部的公共空間設計玩如街道與遊樂場，將個樣兒童的各樣細節內嵌在建築中，創造出豐富多樣的居住『場所』，從那時起這些場所開始成為場合般的存在著。而建築經典教科書《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大量的將都市住宅中，這些能成為場合的空間擷取，爬梳出那些空間我們會停留、或產生互動、會產生私密、會產生出場合。回頭看現代的建築專注在形式多過於這些場合的創造了，建築似乎無暇顧及創造出這些場合的細節。 現代對於場所精神的理解，多半會和強調脈絡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結合，而衍生出現象學的概念。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所想像的場所精神，卻是無法被再現與設計出來，即使是高度精密的細節，也難免成為模板（Templet)，極度不堪時間的考驗。如同一處供社區使用的圖書館，當裡面能容納各自自在的使用人群，繁雜而自由的設計模式時，才是場所能成為場合的關鍵。對照有些形式整齊樣貌之下的公共建築，而通常顯得冷冰與乏人問津，這大概也是在公共建築設計上到底是要採取的是『多』的策略與『少』的策略，關於場合的一個重要思考。場合這件事無法以一套設計形式模式來創造，過度的設計反而會使這樣的場合可能消滅掉。要創造場合的設計模式似乎不適合採取一式語法，而應是讓它繁雜自生，是這些無意中產生的場所，往往才有著場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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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所繫之處 lieu de mémoire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 皮耶 諾哈 Pierre Nora 法國歷史學家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法國歷史學家 皮耶 諾哈（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一書中曾述：『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記憶或是再記憶的建築， 雖然會是這些物質實體與非物質效力的總合，但實際上建築在記憶一事上所能做的卻極其困乏，魂縈夢繫關鍵最終還是回到建築中的文學這件事來了，既然是“再記憶”必然會是現下的創造，而非已經過去了的回憶，若建築無法提供再記憶的機制、活動背景或生活場域，創造出給當下人群的意義。當代對於舊有歷史建築不是採靜止保留的古物觀點，而是帶入更多當下活動使其再生利用，但對於建築中的再記憶這件事，關於建築對應文學與歷史的形式上，在再記憶這件事上，仍舊留有一個極大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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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建築學

『我意識到存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建築學，它和傳統匠藝工法類比，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建築學，遠比我們習常的建築學更加優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看到如此大量的違章建築，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過後捲土重來，我忍不住要歡呼了。這是人性的勝利，是自下而上的建築學的勝利。』 ..........王澍 當世界各地的新興城市不自覺卻統一地成了國際樣式時，當大家發現新建造的高樓都趨近相似而逐漸失去了地方特質與魅力，便將焦點轉向了那些老舊但卻象徵的地方的都市空間。這些老舊的都市空間如同是都市中的後台空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巷弄，而將這些散落在都市中隱密、底層、老舊卻真實的後台空間翻轉成為『第三空間』就成為了老舊都市活化的發展趨勢。 在阮慶岳策劃的『朗讀違章』展中，大陸建築師王澍說：『那些現代主義的光裸街道，因為違章的出現而恢復了人的尺度與氣味，那些醜陋的平屋頂，因為成群的違章小屋而充滿生機。』亞洲世界不同於第一世界的發展模式，而帶著更多常民生活的空間現象，台灣城市的雜亂、自發、隨機，帶有人民對於空間的自主意識，而在這個案子中也歌頌著這樣的精神，在雜亂的背後更深刻地呈現出台灣近代獨特的空間記憶。 像是京都這種具有歷史的城市，其舊有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尚有著強的連接感，而容易從舊有中展現出協調一致的環境空間。但是在台灣的後台舊區城市空間中既有建築的歷史感並不強烈，要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製造出能銜接過去與現代使用的新空間，成了台灣所有面對舊有空間改造者的難題，面對舊有的建築如採取古蹟般的復舊模式，但如此做卻只是將舊有翻新而已，難以融入新的生活可能，建築並不是形象符號保存的問題，而是藉由新的介入創造出舊有空間記憶感的現代生活，無關乎形象關於空間記憶與生活。 像是台中的范特西，在那可以看到建築師對於東方舊有空間如埕、坊、巷、院等空間模式的敏感，在舊有殘破的建築中，介入並製造出埕、坊、巷、院這些空間記憶。對比於近期大稻埕或是衡陽路因都市更新而規定新建大樓需以復古建築樣式裝飾門面的新建築，空間記憶已然完全消失不見，會讓人體驗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總是空間記憶而不是裝飾，那是空間經驗帶給人的深刻精神體驗。而如果把空間記憶的成分，分為空間、材料、尺度、符號、構造，無疑的其中最能連結深刻的部分即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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