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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應成為美學價值嗎.....

『設計是社會問題，如果不解決社會問題，

就不會出現好的設計』………柳宗理

日本是一個地震頻繁的國家，地震過後倖存的居民需要緊急住宿及避難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必須要達到快速、易建、安全、舒適、保溫的需要，日本建築師坂茂發展出一個由紙管組裝而成的空間方案，可以透過簡易人力的方式完成組裝，而滿足震災後的需求，在此之後阪茂更成立「義務建築師網絡」（Voluntary Architects Network，VAN），參與了聯合國際建築的救援計劃，他的建築除了輕巧更著重在自建組裝上，以便真正能切合實際災後缺乏機具及專業建築人員施工的困境，真實的能提供最可行的臨時建築方案，因此而使人道成為美學價值。坂茂不僅設計出充滿創意的方案，還在人道主義領域作出貢獻，20年來走訪世界各地災區，協助災民以低成本建造可循環利用的收容住所。普立茲克獎一反過去頒獎給在美學創造上有貢獻並且作品已有一定數量的國際知名建築師，因而坂茂的得獎也宣示了人道、務實、機能等理性主義所揭櫫的價值，提示了建築追求的根本在於人、環境、生存等基本價值而超越視覺性的美學經驗。建立建築上創新的普世價值實踐與典範，也成為了建築中最重要的議題，因此綠建築、人道建築、生態建築、福祉建築、社區價值等奠基於人本的建築議題，成為了思索建築站立的基礎課題，一棟建築之所以動人，絕對是因為這棟建築物回答了這些未來的問題。


而紙管建築的意義除了在地震後快速的提供了安全的避難所，更在於它啟示出了一個輕型建築的未來。一反過去的建築往都市、往大型化的方向發展，這個世界上有更多鄉間、小型、低價的居住需求，需要被滿足，這些真實的需求，在過去以沒有建築師的建築方式完成，而更在這之後啟發了建築往輕型、自造、資訊分享的方向發展。建築上實踐普世價值的典範，使人道價值成為了建築中最重要的議題，因此綠建築、人道建築、生態建築、福祉建築、社區價值等奠基於人本的建築議題，成為了思索建築站立的基礎課題，一棟建築之所以動人，只是因為這棟建築物回答了這些問題嗎？當人道成為美學價值時，我們失去了超然看待建築的立場，而落入了一種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思維模式，這些建築固然充滿價值，但仍應該跟美學有著區別的對待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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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與場合

『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和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意謂著場所，而時間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合。』   ……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 Aldo van Eyck《場所與場合 Place and Occassion》, 1962 建築要創造的是場所還是場合？ 1950年代的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Aldo van Eyck)在1962年一篇名為《場所與場合》（Place and Occassion) 的文章中，以詩意做了這些描述：『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何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所，而時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所。』從他設計的阿姆斯特丹孤兒院（1960)中，他將內部的公共空間設計玩如街道與遊樂場，將個樣兒童的各樣細節內嵌在建築中，創造出豐富多樣的居住『場所』，從那時起這些場所開始成為場合般的存在著。而建築經典教科書《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大量的將都市住宅中，這些能成為場合的空間擷取，爬梳出那些空間我們會停留、或產生互動、會產生私密、會產生出場合。回頭看現代的建築專注在形式多過於這些場合的創造了，建築似乎無暇顧及創造出這些場合的細節。 現代對於場所精神的理解，多半會和強調脈絡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結合，而衍生出現象學的概念。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所想像的場所精神，卻是無法被再現與設計出來，即使是高度精密的細節，也難免成為模板（Templet)，極度不堪時間的考驗。如同一處供社區使用的圖書館，當裡面能容納各自自在的使用人群，繁雜而自由的設計模式時，才是場所能成為場合的關鍵。對照有些形式整齊樣貌之下的公共建築，而通常顯得冷冰與乏人問津，這大概也是在公共建築設計上到底是要採取的是『多』的策略與『少』的策略，關於場合的一個重要思考。場合這件事無法以一套設計形式模式來創造，過度的設計反而會使這樣的場合可能消滅掉。要創造場合的設計模式似乎不適合採取一式語法，而應是讓它繁雜自生，是這些無意中產生的場所，往往才有著場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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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所繫之處 lieu de mémoire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 皮耶 諾哈 Pierre Nora 法國歷史學家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法國歷史學家 皮耶 諾哈（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一書中曾述：『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記憶或是再記憶的建築， 雖然會是這些物質實體與非物質效力的總合，但實際上建築在記憶一事上所能做的卻極其困乏，魂縈夢繫關鍵最終還是回到建築中的文學這件事來了，既然是“再記憶”必然會是現下的創造，而非已經過去了的回憶，若建築無法提供再記憶的機制、活動背景或生活場域，創造出給當下人群的意義。當代對於舊有歷史建築不是採靜止保留的古物觀點，而是帶入更多當下活動使其再生利用，但對於建築中的再記憶這件事，關於建築對應文學與歷史的形式上，在再記憶這件事上，仍舊留有一個極大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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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建築學

『我意識到存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建築學，它和傳統匠藝工法類比，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建築學，遠比我們習常的建築學更加優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看到如此大量的違章建築，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過後捲土重來，我忍不住要歡呼了。這是人性的勝利，是自下而上的建築學的勝利。』 ..........王澍 當世界各地的新興城市不自覺卻統一地成了國際樣式時，當大家發現新建造的高樓都趨近相似而逐漸失去了地方特質與魅力，便將焦點轉向了那些老舊但卻象徵的地方的都市空間。這些老舊的都市空間如同是都市中的後台空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巷弄，而將這些散落在都市中隱密、底層、老舊卻真實的後台空間翻轉成為『第三空間』就成為了老舊都市活化的發展趨勢。 在阮慶岳策劃的『朗讀違章』展中，大陸建築師王澍說：『那些現代主義的光裸街道，因為違章的出現而恢復了人的尺度與氣味，那些醜陋的平屋頂，因為成群的違章小屋而充滿生機。』亞洲世界不同於第一世界的發展模式，而帶著更多常民生活的空間現象，台灣城市的雜亂、自發、隨機，帶有人民對於空間的自主意識，而在這個案子中也歌頌著這樣的精神，在雜亂的背後更深刻地呈現出台灣近代獨特的空間記憶。 像是京都這種具有歷史的城市，其舊有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尚有著強的連接感，而容易從舊有中展現出協調一致的環境空間。但是在台灣的後台舊區城市空間中既有建築的歷史感並不強烈，要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製造出能銜接過去與現代使用的新空間，成了台灣所有面對舊有空間改造者的難題，面對舊有的建築如採取古蹟般的復舊模式，但如此做卻只是將舊有翻新而已，難以融入新的生活可能，建築並不是形象符號保存的問題，而是藉由新的介入創造出舊有空間記憶感的現代生活，無關乎形象關於空間記憶與生活。 像是台中的范特西，在那可以看到建築師對於東方舊有空間如埕、坊、巷、院等空間模式的敏感，在舊有殘破的建築中，介入並製造出埕、坊、巷、院這些空間記憶。對比於近期大稻埕或是衡陽路因都市更新而規定新建大樓需以復古建築樣式裝飾門面的新建築，空間記憶已然完全消失不見，會讓人體驗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總是空間記憶而不是裝飾，那是空間經驗帶給人的深刻精神體驗。而如果把空間記憶的成分，分為空間、材料、尺度、符號、構造，無疑的其中最能連結深刻的部分即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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