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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建築學

『生態建築學是建築的生物體。』 ......保羅·索萊里 Paolo Soleri

1960年代意大利裔美國建築師保羅·索萊里Paolo Soleri 首先提出了生態建築學 ”Arcology”  這一概念,是architecture 與ecology 混生而成,以創造自給自足的建築並且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他創立了Arcosanti “城市實驗室”,它的名稱來自“事物”(事物)和“反”(事物之前)的並集,因此意為“事物之前”,Cosanti基於先驗程序。如果生態環境科學是“處理生物群與環境之間關係的科學”,那麼Arcology 解決的便是人類與建築環境之間的關係。他所想像的空間是一系列圓形以細胞核分裂的模式所產生的聚集,同時將焦點關注在生態與人工的融合。

在1969年,英國的設計師 伊恩·瑪哈 Ian McHarg 發表了《自然設計》一書,對環境提出了從生態觀點出發的設計,不再以人的是也為本位的環境策略,這本書影響了建築與景觀領域,開始從自然的角度,以土壤、氣候、水文進行設計思考的觀點。而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迫使建築界開始了對於建築節能的技術研究,進而出現了當代的『可持續性建築 sustanable architecture』的設計觀點。相較於著眼個別建築物的節能設計思維模式,許多的建築師嘗試著建構更大型的環境設施來探討可持續性應用在較大型的都市尺度上,從英國建築師 Nicolas Grimshaw 在英格蘭的 Eden Project (2000),創造大型的氣候控制圓球,來收集並理解大型空間環境控制的數據資料,將環境也視為生態設計的一環。進而產生了 Urban Ecosystem 的概念,將以下參數視為同等重要:生態材料,建築藝術,形式,生命週期,可再生能源,獲得太陽能,日光,自然通風,提供陰影等,以不同熱區的緩衝區,將人造的生態系統實驗應用在都會這類大型的戶外空間中,將數據與生態做了一次整合性的設計。

在當代建築中,廣義的綠建築/自然建築走了兩個不同的道路,一個是數據式的節能模式、而一個是以綠化介入建築模式,但兩者都忽略了以自然的方式創造『氣候』這件建築中最基本並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思考的應是如何在台灣的環境中創造出『涼建築』這件事。一般而言,建築在構成上包含了三個層次的生態環境,底層、中層與頂層的生態,如何創造最少空調封閉區域、產生最多遮蔭空間為目標,而不同的熱區間的重疊與邊界,創造出了能量的交換與通風,每一個植物帶的位置與樹種考慮通風的引進機能,使植物不只是觀賞而成為建築機能的一部分。對於台灣亞熱帶氣候的建築而言,建築的遮蔭機能的重要性更是大過於封閉式的保溫式空間,適用於歐洲溫帶的西方現代建築其隔斷性在熱帶地區反而惡性循環地創造了更高的空調需求,完全不適於台灣熱帶氣候,台灣南方的建築應該是更多的參照南洋傳統建築,以開放式的空間模式藉由植物與自然創造出陰涼的設計策略。與一般建築設計從內部出發不同,設計上以空間的降溫為出發點創造風與遮陰。如何在建築中重建樹冠層的遮蔭效果,創造適合人活動的遮蔭空間,建築如何配置次生態植物,達到生態與節能的雙重效果,運用植物與生態機能作為建築環境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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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與場合

『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和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意謂著場所,而時間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合。』   ……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 Aldo van Eyck《場所與場合 Place and Occassion》, 1962 建築要創造的是場所還是場合? 1950年代的荷蘭建築師 范艾克(Aldo van Eyck)在1962年一篇名為《場所與場合》(Place and Occassion) 的文章中,以詩意做了這些描述:『空間無一處屬於我們,時間無一刻屬於我們/ ……無論空間何時間意味著什麼,場所與場合都意味著更多/ ……因為空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所,而時間在我們的意象中意謂著場合/ ……讓我們由此開始連結這兩者之間,為每個建築創造場所。』從他設計的阿姆斯特丹孤兒院(1960)中,他將內部的公共空間設計玩如街道與遊樂場,將個樣兒童的各樣細節內嵌在建築中,創造出豐富多樣的居住『場所』,從那時起這些場所開始成為場合般的存在著。而建築經典教科書《模式語言》(Pattern Language),大量的將都市住宅中,這些能成為場合的空間擷取,爬梳出那些空間我們會停留、或產生互動、會產生私密、會產生出場合。回頭看現代的建築專注在形式多過於這些場合的創造了,建築似乎無暇顧及創造出這些場合的細節。 現代對於場所精神的理解,多半會和強調脈絡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結合,而衍生出現象學的概念。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所想像的場所精神,卻是無法被再現與設計出來,即使是高度精密的細節,也難免成為模板(Templet),極度不堪時間的考驗。如同一處供社區使用的圖書館,當裡面能容納各自自在的使用人群,繁雜而自由的設計模式時,才是場所能成為場合的關鍵。對照有些形式整齊樣貌之下的公共建築,而通常顯得冷冰與乏人問津,這大概也是在公共建築設計上到底是要採取的是『多』的策略與『少』的策略,關於場合的一個重要思考。場合這件事無法以一套設計形式模式來創造,過度的設計反而會使這樣的場合可能消滅掉。要創造場合的設計模式似乎不適合採取一式語法,而應是讓它繁雜自生,是這些無意中產生的場所,往往才有著場合的可能。

記憶所繫之處 lieu de mémoire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 皮耶 諾哈 Pierre Nora 法國歷史學家 《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法國歷史學家 皮耶 諾哈(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一書中曾述:『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他們將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慶典,而是他們留下的痕跡。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了解事件如何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 記憶或是再記憶的建築, 雖然會是這些物質實體與非物質效力的總合,但實際上建築在記憶一事上所能做的卻極其困乏,魂縈夢繫關鍵最終還是回到建築中的文學這件事來了,既然是“再記憶”必然會是現下的創造,而非已經過去了的回憶,若建築無法提供再記憶的機制、活動背景或生活場域,創造出給當下人群的意義。當代對於舊有歷史建築不是採靜止保留的古物觀點,而是帶入更多當下活動使其再生利用,但對於建築中的再記憶這件事,關於建築對應文學與歷史的形式上,在再記憶這件事上,仍舊留有一個極大的縫隙。

自下而上的建築學

『我意識到存在一種自下而上的建築學,它和傳統匠藝工法類比,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建築學,遠比我們習常的建築學更加優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第一次到台北時,看到如此大量的違章建築,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過後捲土重來,我忍不住要歡呼了。這是人性的勝利,是自下而上的建築學的勝利。』 ..........王澍 當世界各地的新興城市不自覺卻統一地成了國際樣式時,當大家發現新建造的高樓都趨近相似而逐漸失去了地方特質與魅力,便將焦點轉向了那些老舊但卻象徵的地方的都市空間。這些老舊的都市空間如同是都市中的後台空間,是我們真實生活的巷弄,而將這些散落在都市中隱密、底層、老舊卻真實的後台空間翻轉成為『第三空間』就成為了老舊都市活化的發展趨勢。 在阮慶岳策劃的『朗讀違章』展中,大陸建築師王澍說:『那些現代主義的光裸街道,因為違章的出現而恢復了人的尺度與氣味,那些醜陋的平屋頂,因為成群的違章小屋而充滿生機。』亞洲世界不同於第一世界的發展模式,而帶著更多常民生活的空間現象,台灣城市的雜亂、自發、隨機,帶有人民對於空間的自主意識,而在這個案子中也歌頌著這樣的精神,在雜亂的背後更深刻地呈現出台灣近代獨特的空間記憶。 像是京都這種具有歷史的城市,其舊有的城市空間與文化尚有著強的連接感,而容易從舊有中展現出協調一致的環境空間。但是在台灣的後台舊區城市空間中既有建築的歷史感並不強烈,要如何在這樣的空間中製造出能銜接過去與現代使用的新空間,成了台灣所有面對舊有空間改造者的難題,面對舊有的建築如採取古蹟般的復舊模式,但如此做卻只是將舊有翻新而已,難以融入新的生活可能,建築並不是形象符號保存的問題,而是藉由新的介入創造出舊有空間記憶感的現代生活,無關乎形象關於空間記憶與生活。 像是台中的范特西,在那可以看到建築師對於東方舊有空間如埕、坊、巷、院等空間模式的敏感,在舊有殘破的建築中,介入並製造出埕、坊、巷、院這些空間記憶。對比於近期大稻埕或是衡陽路因都市更新而規定新建大樓需以復古建築樣式裝飾門面的新建築,空間記憶已然完全消失不見,會讓人體驗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總是空間記憶而不是裝飾,那是空間經驗帶給人的深刻精神體驗。而如果把空間記憶的成分,分為空間、材料、尺度、符號、構造,無疑的其中最能連結深刻的部分即是空間。